这是依靠自身的良好治理所产生的国家实力制衡和价值吸引力，来赢得对暴政国家的和平演变。
对内，则急于作动人民，取消私有制，土地国有，一切生产事业皆是国营。【38】因此，其大同思想的转向，必定也与他所面临的时代背景与外部机遇相关。
【14】换言之，只要人类还由父母生养、以肉身的形态存活于世，就必然无法达到人人皆圣的境界。既然一切万物都平等地拥有天之实体，那么自然不存在天子与万民的尊卑之别，君主制的根基也灰飞烟灭。对此，我们可以从《读经示要》与《乾坤衍》对于《易·乾卦》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一句的理解差异中入手。他在《示要》中说道：据乱世，治起衰乱之中，人民之智、德、力未进也。【19】那么，后期熊十力眼中的大同，具有哪些社会主义特征呢？首先，熊十力在《读经示要》与《乾坤衍》中，均对迈向大同的三个阶段作出了细致的划分。
天下一家之规画，决定实施。自其1945年在《读经示要》中提出大同以来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《论六经》《原儒》，直至晚年的《乾坤衍》，熊氏的大同理论整体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立场，令人难以把捉。例如，事件与物品，存在与存在感，事件、运动与传统，存在与身份，以及次一级的如文与字、笔迹与人格、原作与衍生品等等。
它不仅是形的复现，而且要心的沉浸。太宗曰：‘吾所欲得《兰亭》，可与我将去。为达成其目的，赝品的制作甚至期望更精准，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。在《兰亭序》开启的传统中，事的存在与物的存在，意识的存在与信息的存在，都非孤立绝缘的。
赝品则只是负价值，尽管它可能冒充唯一且逼真度高。式微的原因不一定是观念西化的结果，而是与技术变化相关。
任何个体或物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通过相互界定而获得意义的。文化遗产不是自然遗产，它是人创造的产物。可以确定的是，石刻由原作摹拓而来。欣赏书法的文字激起的美感，与观看书法作品的美感是两种不同的审美行为。
（见桑世昌，第24页）七代秘传，不乏临摹高手，智永与后来的辩才，即使有副本也不敢泄露于世。所以拓本依然金贵，且有冒牌的刻石问世。字迹与人格的联系，能够触动对原作者追慕的心情。所以，冯承素们的拓，不是唐太宗的临。
隋平陈日，或以献晋王，王不之宝。因此，即使临写所得可能只是瞎子摸象，各执一偏，也是切实的收获。
当然，作为存在物的人，也具追求存在感的欲望与表现，王氏让字帖保存传家，就是留给子孙纪念的一种机会。然而，无论帝王还是书家，他们更致力于临而非摹。
也就是说，由王羲之撰写的，这件日后成为书法经典的作品由此诞生。至宋，以《兰亭序》为标志的书法传统业已形成。那个时代，兰亭帖虽然作为物品而存在，但本身没有多大的存在感，因为直接面对真迹的人少之又少。此外，还会有人依文本线索，对之作进一步的联想。因此，大量公开复制的工艺品，无论鉴赏还是市场价格，价值都大打折扣。唐太宗是兰亭书史上的第二个主角。
同时，学习的对象可以扩大到更多的拓本上，间接拓宽样板的范围。及醒后，他日更书数十百本，无如祓禊所书之者。
衍生品与真迹的关系，是观察文化传统与遗产的重要视角。而对于任何存在状态而言，不存在的意义都一样，即无对象可指认。
可复制的只是表象，而非内在的灵魂。通常从行为动机形成开始，中经计划、实施过程，到结果出现，便是事的完整过程。
定武石刻被认为来自原拓，虽比纸书更便于复制，但仍然是被垄断的专卖，传世有限。当然，石刻要精准并不容易，而且孤石也有破损的问题。此即《兰亭序》之假，既不是物理意义之假（假材料），也非艺术意义之假（假创作），而是其身份之假。世谓此本乃欧阳率更所临，予谓不然，欧书寒峭一律，岂能如此八面变化也。
临写不是造伪，但双重笔迹的覆盖则是相同的。禅师克嗣良裘，精勤此艺，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，所退笔头，置之于大竹簏，簏受一石余，而五簏皆满。
这个过程是无数相似而又各自独立的行动，这就不是事件，而是运动。三者兼顾，才能理解存在的完整面貌。
而复制承认原作，就如子不否认父。（2）兰亭会的信息，曾存在亲历或得知集会者的头脑中。
整个兰亭集是事件（流觞曲水一觞一咏）与作品（兰亭诗、文与书）的复合，其直接结果是文的形成，而字的存留则是伴生现象。另一种说法是，武德四年，秦王俾欧阳询诈求得之，遂入秦府。即通过存在（3）获得评价存在（2）的共识，存在（1）在这里只是这种价值的表象而已。与石刻类似者，还有木刻。
大观中诏取其石置宣和殿中间不复见矣。经典属于超越具体作品的更伟大的传统。
事件的结构要素一旦形成且反复起作用，运动就造成传统。（见赵汀阳）庞朴把无区分出有而变无（亡）、似无若有（無）和绝对虚无（无）三种含义。
王羲之创作《兰亭序》，只是原初事件的完成。临则动作简捷，但精神专注，是动作内化为习惯的过程。